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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谌园庭(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列举的重要元素之一。“富民厚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经济领域和经济工作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本导向和道义原则。

“富民”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管子》一书。《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开篇即写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与管子的思想相似，孔子同样十分看重百姓富足的重要性，视之为政之要义。《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贡问政时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把实现百姓的丰衣足食确立为经济、政治、社会安定的三大原则。在《论语·子张第十三》中，面对冉有“既庶矣，又何加焉”和“既富矣，又何加焉”的疑惑，孔子给出了“富之”而后“教之”的答案，明确提出“先使百姓富足，再进行教化”的主张。此间所言的“富之”和“足食”事实上都是“富民”的观念。孔子的学生有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强调了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前提和基础。

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执政理念，“富民”思想几千年来代代相传。放眼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求共同富裕是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和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的先圣先贤们“富民”思想主张的当代体现。“厚生”一词的起源比“富民”更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现今留存最早的上古文献汇编《尚书》。《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其《大禹谟》篇强调善政有“六府三事”，六府指的是人民物质生活中的“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唐代初年著名经学家孔颖达在为《尚书》作注疏时，专门解释道：“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尚书》所谓“六府”与“三事”，合称“九功”。六府和正德、利用二事，其核心导归和指向均为“厚生”。“厚生”展现了深厚的富民养民情怀，是善政的标志与目的，也是善治的体现。

“义利兼顾”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呈现给当代世界各国的又一思想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观，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理解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英国19世纪三度出任外交大臣、两次担任首相的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名言”不仅是英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圭臬，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追求利益最大化、见利忘义，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真实写照，也是西方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中的严重硬伤。作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义利”关系的精彩论述。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从而给“义利”之辩划定了明确框架，为后世儒家的“义利”争辩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荀况在阐发孔子思想时提出了“以义制利”的观点。《荀子·大略》写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况“义利两有”的主张，既克服了片面追逐自身利益、见利忘义的自私与狭隘;又避免了片面推崇“存天理、灭人欲”所导致的自我压抑的消极倾向。荀况“以义制利”的观点，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争取自身利益与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与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内核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相互印证、相互注解。“义利兼顾”的理念，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世界意义。它不仅是个人修齐治平的准则，还为当今各国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提供了独特的中华智慧。

把“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思想观念放在一起强调，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伦理观。这一观念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可以说，实现“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不仅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和政策追求，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1日 02版)